蒋伟康，80足球直播吧教授，振动、冲击、噪声研究所所长，机械系统与振动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。中国声学学会理事，中国振动工程学会理事、噪声与振动控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。

长期从事声场可视化理论与应用、声场计算方法、车辆噪声振动和机械噪声等方面的研究，先后负责完成60多项研究项目，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项、“863”课题5项、973子课题3项、上海市重大科技攻关项目、装备科研和企业合作项目等。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2项，发表学报论文140多篇，其中SCI/EI收录100余篇。

“高考不仅仅是一次考试，它改变了我的一切，给予了我一切。感恩于时代给予了上学的机会，感恩于大学开启了人生的精彩”。

一

作为家里的长子，按以往政策，我本已作了下乡插队落户的准备，1977年恢复的高考，成为了改变命运的机会。
从1977年春夏开始，恢复高考的传闻一阵紧似一阵，上大学的憧憬在心中日益明晰起来。高考正式恢复的通知和时间我已淡忘，但清晰地记得，上大学是自己的不二目标。

恢复全国统一高考，要抓紧一切时间补习知识。我四处寻觅高中数理化参考资料而不得，在新华书店翻出的1966年以前出版的数理化参考资料，订书钉都已锈迹斑斑。考试纲要发布后，大半年时间里，我几乎把所有初中和高中的数理化课程重新学习了一遍，临考前两个月再复习一遍，就匆匆上了考场，紧张和刻苦的程度可想而知。

1977年高考还是由全国各省市自主命题，1978年则恢复全国统一命题。我是1978级考生，高考三天考六门课，第一门是数学，其余是政治、语文、化学、物理和英语，其中英语是参考成绩，不计入录取总分。1977年高考录取率不到5%，1978级高考录取率略高一些。报刊广播纷纷测算录取比例，大概是为了提前安慰落榜考生，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，保持平常心。但我根据往年期末考试成绩、复习后期的地区统测等等，对自己还是有点信心的，任他千军万马，吾独往也！

高考结束一月，公布了成绩，我五门课程总分417.5，在全上海25万考生中，可排在千名以内，按照当年交大复旦等学校在上海的招生名额，考取上海交大应该问题不大。一个多月后，我拿到了录取通知，揭晓了最后一点悬念：我被第一志愿《船舶动力装置专业》录取。记得那时有高兴，但没有惊喜。

二

跨进校园感受到的是新奇，走出校园感受到的是骄傲！那时的大学生，收获了全社会的美誉、希望和羡慕！
1978年秋，跨入上海交大动力机械工程系，一切都觉得新鲜，尤其好奇的是，当时交大所有的专业教研室，也就是现在所谓研究所的前身，都是有代号的，如270教研室是核动力装置教研室，还有260教研室、240教研室、210教研室等等，仿佛部队番号一般，平添几分神秘感，据说这与交大曾经受国防科工委领导有关。

二系的教研室散布于我们上课的工程馆和教学一楼，走廊中经常可见一些小办公室门楣上，挂着“210教研室”之类的小木牌。有一天，在工程馆看到一块小木排，字体不同，漆色甚新，牌子上写着“220研究室”。当时好生奇怪：为什么别家都是教研室，唯独220是研究室？于是多方打听这个“220研究室”有甚特别之处，未曾想正是由这点好奇开始，自己与220结下了不解之缘，最终会把振动噪声领域的研究和教学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。

大学印象最深刻的，除了讲课极富魅力的王嘉善老师外，还有主讲《机械振动》的陈之炎老师。当年的他40多岁，身材修长，风度潇洒，已经忘了当年陈老师的课有何玄妙之处，只记得这门课激发起班上大半同学对振动、冲击、噪声的兴趣。我的毕业设计题目是某双体船的发电机组隔振设计，指导老师是严济宽教授。严老师的博学、严谨和务实，在我心中树起了一座工科教授的丰碑。

当时几乎所有企事业单位都急需大学毕业生，我被分配到船厂当技术员。能留在上海工作，已经很不错了，然而在工厂却又格外怀念学校的课堂。在那年月，考研是离开现职的唯一官方途径，所以又回学校读研，专业当然是振动、冲击与噪声。读完硕士，接着又报考了220骆振黄教授的博士生，骆振黄教授和朱物华院士都是220的首批博导。那时交大的教研室已纷纷改名为研究所，220也就成为了现在的振动、冲击、噪声研究所。岁月轮转，1999年，我回到了220研究所工作，而此时的220，已是蜚声海内外的国家重点实验室。恍惚之间，在220所工作已经十几年，每每想起220所给自己的种种恩惠，便生出浓浓的感激情怀。

三

大学生活很艰苦，但那时并不觉得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当时的生活很艰苦。1978年的校园，每个班的同学年龄差别都很大，我入学时17岁，最小的同学比我小2岁，最大的比我大12岁，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爸爸。我们都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，每周六天上课，周学时35学时左右，每天18:00之前就进工程馆自修教室,22:30熄灯前回寝室。大学四年，国家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，各种新思潮此起彼伏。我们除了学习专业课程，还如饥似渴地阅读古今中外的小说名著和各种社科类新书，展开思考和探索。

住在执信西斎的底层宿舍，七八人一间，盥洗室楼层公用。开始的两年，全校没有一间浴室，每周都得去附近社区的公用浴室洗澡。当然，大学生活不乏快乐，我们每周打两三次球，最期待的是每周一次的大礼堂看电影。生活委员领电影票分发到各寝室，室长主持抽签。我那时运气特差，抽中电影票的次数远低于平均概率，为此嚷嚷着要把抽签制的规则修改为轮流制，可惜得不到响应。那时的学习条件，远无法跟今天相比，苦虽然有些，但回想起来，却是充实而快乐。

我们这批大学生，有更多更早的机会，也挑起更重的担子，主要是时代使然。有人觉得，我们是幸运的，赶上了改变命运的机会。但我们那年毕业，没有就业选择权，没有出国选项，更无法创业，也有那个时代的困扰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机遇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挑战。我们中的许多人之所以成为了各行各业的中坚者，大多数人并不是出于选择，而是因为坚持，经受住了形形色色机遇的诱惑，没有放弃最初的信念。

考上大学，取决于你的聪明和努力，意味着你获得了驶上高速公路的机会。能走多远，走向何方，则取决于你的抱负、信念和坚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