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日，德国弗劳恩霍夫制造技术与自动化研究所（IPA）的两名科研人员来到上海，开始了为期5年的在沪工作。他们正与上海交通大学科研人员合作，为在华企业提供“工业4.0”解决方案。
德国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是欧洲最大的应用科学研究机构，拥有72个研究所。今年3月，上海交通大学弗劳恩霍夫协会智能制造项目中心在临港成立，这是该协会在中国设立的第一家科研机构。中心中方主任王皓教授认为，秉持非营利属性、研发共性关键技术，是弗劳恩霍夫协会成功的两大原因，值得上海借鉴。
法国巴斯德研究所也极具借鉴价值。这家从事传染病、微生物学等研究的私立机构，在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32个分所，构成巴斯德国际网络。这提示我们：上海在积极引进科技资源的同时，可主动出击，积极加入全球创新网络，这样才能更有全球影响力。
功能型平台要服务整个行业
在德国小城卡尔斯鲁厄绿树掩映的小楼里，弗劳恩霍夫系统和创新研究所（ISI）政策、产业、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莱纳·弗里奇（Rainer Frietsch）博士介绍，今年是弗劳恩霍夫协会成立70周年。协会72个研究所分布在德国各地，共有25000多名员工，研究领域覆盖通信、制造、交通、能源、环境、健康等行业，为企业和社会服务。2017年度，弗劳恩霍夫协会获得的经费共计23亿欧元，除了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国防研究的3亿欧元外，其余经费中超过70%来自协会与企业签订的合同以及财政科技项目，近30%来自德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资助。
弗里奇博士介绍弗劳恩霍夫协会。 图片来源：上观新闻 俞陶然摄
弗劳恩霍夫协会是非营利社团，根据协会章程，各个研究所不得生产商品，不得将技术独占性转让给某家企业，而是要通过与一批企业合作，推动整个行业的技术进步。协会总部考核各个研究所的绩效时，如果一个研究所的横向课题经费占比低于10%，就会受到质疑，因为它没有很好地与企业合作。同样是1000万欧元经费，如果是来自与一家企业签订的合同，就不如10家企业合同好，因为后者更有利于整个行业发展。
如今，上海正在布局建设一批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，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。与弗劳恩霍夫协会一样，市政府对功能型平台的定位是“非营利机构”。由于运营功能型平台的都是公司，而非社团，如何在未来发展中保持非营利属性，需要政府部门的指导和监督。
与企业合作研发共性关键技术，也是弗劳恩霍夫协会的看家本领。问及成功诀窍，上海交通大学弗劳恩霍夫协会智能制造项目中心德方主任、IPA工厂规划部部长米歇尔·利科菲特（Michael Lickefett）的回答是：“在企业，为企业。”意思是科研人员要走进企业，与企业研发人员一起工作、每天交流，这样就容易取得突破。王皓指出，弗劳恩霍夫协会与高校的合作机制也是技术突破的重要原因。“弗劳恩霍夫研究所所长都是大学教授，他们兼任所长后，不但能指导研究生，还能通过研究所这个平台聘用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和市场人员。这就突破了高校科研团队的局限，更容易把实验室成果转化为生产力。”
王皓教授带领团队研发中德合作的人机共融制造系统。 图片来源：上观新闻 赖鑫琳摄
向外辐射构建科技创新网络
与弗劳恩霍夫协会不同，总部在巴黎的巴斯德研究所是一家基础科学机构。研究所内还有巴斯德故居和墓地，诉说着该所132年的历史。132年来，这家私立机构共有10人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，在传染病防治等领域取得的成果为世人瞩目。
巴斯德所为何能长期保持创新策源能力？巴斯德所国际合作部副主任詹妮弗·赫雷（Jennifer Heurley）的回答有些出人意料：“品牌效应是关键。”在她看来，做好了品牌建设工作，就能让全球各地的巴斯德分所吸引到当地一流科研人才，自然能取得高水平的科研成果。中科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所长唐宏研究员介绍，之所以有这么庞大的国际网络，源于研究所创始人路易斯·巴斯德的一个理念：研究传染病不能只待在欧洲的实验室里，而是要去非洲、东南亚、南美洲的疫源地，投身疫情一线科研，并与当地科研机构和政府部门共建研究所。如今，巴斯德网络成员遍布五大洲的26个国家和地区，与近现代历次重大疫源地重叠。
每年，巴斯德国际网络要召开两次所长联席会议，总部管理层和各个分所所长集聚一堂，商讨合作机制改革和未来研究方向。“上海要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，可借鉴巴斯德所的做法，不但要引进海外人才，还要在国外布局一批研究机构，向外辐射构建科技创新网络。”唐宏说。
赴巴斯德所总部调研的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张宓之博士持类似观点：“上海公立和民营科研机构可加强国际品牌建设，更积极地走出去，与国外一流科研机构合作，并通过创新网络把各国人才的思想汇聚在一起。这有利于形成创新策源能力。”
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3位博士参观巴斯德故居。 图片来源：上观新闻 姜杰摄
对标格勒，破除协同创新藩篱
为建设国家科学中心，政府将高水平科研机构和高校集聚在一起后，如何推动其协同创新？被誉为“欧洲创新之都”的法国小城格勒诺布尔，对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建设也有值得借鉴之处。
格勒诺布尔位于阿尔卑斯山脉腹地，毗邻法意边境。二战后，法国政府决定在此建设国家科学中心，打造民用核能、集成电路研发基地。为此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（CNRS）、法国原子能和替代能源委员会（CEA）等国家级科研机构先后在此设立分支机构，并通过国际合作，建设了欧洲同步辐射光源、劳厄—郎之万中子研究所、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等一批大科学装置和实验室。
经过70多年发展，这座法国小城形成了以五个大科学装置为依托，能源、信息技术、物质等领域交叉融合，基础研究、应用研究和产业部门协同发展的创新生态，成为全球名列前茅的科学中心。
在格勒科学半岛，有两个大型园区——微纳米技术园区（MINATEC）和格勒先进新技术创新园（GIANT）。MINATEC主任让—查尔斯·吉博（Jean-Charles Guibert）介绍，2006年成立的这个园区旨在打造微电子和纳米技术研究集群，将科研机构、高校、企业的研发人员集聚在一起，覆盖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，再到技术转移、工业应用的整条科技创新链。GIANT的创立也是基于这种理念，这个大型园区由CEA、CNRS、3个大科学装置、当地3所高校共同发起，旨在营造和谐的创新生态，促进学科交叉和资源共享。过去10年里，GIANT每年迎来国外访问学者9000人以上，孵化出200多家企业。
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孙玉明认为，我国正在建设的上海张江、北京怀柔、安徽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可对标格勒诺布尔，采用发达国家通行的跨机构组建联合研究团队、形成多学科交叉集群的协同创新模式，并制订相应的个人、团队和管理部门考核评价体系，探索科研组织模式的新思路新做法。多次赴格勒诺布尔调研的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科技处二秘茹志涛说，法国科研机构、高校间合作十分密切，组建联合研究团队是常态。与之相比，我国科研机构和高校彼此分割，合作相对薄弱，“比排名、抢资源”屡见不鲜。“希望国家科学中心建设能打破以往科研院所和高校的‘跑马圈地’模式，破除协同创新的藩篱，树立我国跨机构、跨学科协同创新体系的标杆。”
“要提高创新策源能力，构建创新生态至关重要。”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战略规划研究室主任朱学彦博士说，“科研机构在物理空间上的集聚提高了‘科研密度’，但这不等于‘创新浓度’。上海张江需要探索以使命为导向、跨机构集中攻关的科研组织模式，构建开放度高、互动性强的一流创新生态，把‘科研密度’转化为‘创新浓度’。”
